[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党浩楠]熊猫配资
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以后，以空前凌厉的手段向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西方盟友施压，敦促其与俄罗斯立刻进行停战谈判，同时向俄罗斯释放积极信号，并指示美国国务院与俄罗斯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
此后，美俄在沙特就乌克兰和平问题于2月、3月展开两场会谈，达成一系列共识；其中包含：俄乌不针对对方能源设施袭击，美方有可能暂停部分对俄制裁。这样的结果当然离完全结束冲突相去甚远，不过这些在仅仅下台几个月的拜登政府时期是无法想象的场景。
仅仅几周后，随着俄乌互相指责对方攻击基础设施，以及俄方导弹袭击苏梅州、乌方进攻别尔哥罗德州，美俄在沙特擘画的和平蓝图逐渐成为泡影。在国际问题分析人士看来，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即使美俄都有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意愿，但双方的“交易底价”仍相差甚远，尽管在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特朗普勉强撮合下达成了某些共识，但偏离眼下的地缘政治现实太远的协议注定无法被落实。
但如果将目光聚焦于在伊斯坦布尔进行的两轮美俄关系正常化谈判，则会发现在这场谈判中达成的协议明显“更接地气”，也更加容易执行。双方在恢复使馆正常运作、解冻外交资产、便利双方外交官到任等问题上取得进展。虽然双方都强调伊斯坦布尔谈判仅涉及改善双边外交关系的技术问题，不会讨论乌克兰问题（换言之，即不会将结束俄乌冲突与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问题挂钩），但这样罕见的正向互动，是否可以视为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螺旋下跌的美俄关系“止跌企稳”了呢？
当地时间4月10日，美俄代表团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进行了大约6个小时的会谈。路透社
作为两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美俄双边关系本就应该是多层次、立体式的，暂且放下目前双方矛盾最尖锐的地缘政治冲突，美俄至少在核军控、应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逐渐上升的人工智能风险等方面需要对话协调。
而即使回归美俄关系中的地缘政治问题，也会发现俄乌战争主要冲击的还是欧洲安全框架。虽然在美国建制派看来，跨大西洋同盟的安全利益密不可分，但理性来看，单就俄美关系而言，乌克兰危机本身未必比美俄核军控体系完全破碎对美方构成的威胁更大。如果回顾2022年之前的美俄关系，也不难发现在伊核、朝核等一系列问题上，俄美立场非但不对立，反而时常重合之处大于分歧。
那么，如果因为乌克兰战争或其背后的欧洲安全问题矛盾，导致美俄在其他所有问题上都陷入不计成本的对抗，是否符合美国利益，尤其是特朗普眼中的国家利益呢？
在笔者看来，特朗普在结束俄乌战争问题上施压盟友、示好对手，执念般地推动改善美俄关系，其底层逻辑在于他和传统政治精英对美国利益有着不同的界定。在此基础上，如果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选择回避其对北约盟友的安全责任，并减少维护其念兹在兹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么笔者认为至少在特朗普当政期间，跌至谷底的美俄关系的有限度恢复，是可以与延宕三年的俄乌冲突停战问题分隔开来的。
4月26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梵蒂冈举行短暂会晤。法新社
“逆向基辛格三角”缘何难立
在以上分析中，笔者认为美俄关系的改善完全有可能，那么在这场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变化中，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否也出现了一些相应的变化？
在讨论中美俄关系时熊猫配资，无法跳过的“经典模型”就是中美俄大三角，也被称为“基辛格三角”。有必要说明，造成中美俄三国关系的相互作用与复杂演化因素，必然不全在“大三角系统”内部（本文将三国之间的国际关系抽象出来称为系统内，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对其影响称为系统外），这里将大三角“拎出”国际关系做隔离分析，是为了观察三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还应该看到，大三角关系在不同历史时间内存在强弱之分，即有时三国关系明显呈现“大三角”内联动的特征，但有时这样的特征又不太明显。因篇幅所限，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仅限于最近十几年。
冷战结束至2010年代，随着国际关系日益多极化，“一超多强”的格局逐渐呈现出来，在这一历史阶段，较少有人使用“大三角模型”来分析中美俄关系，这是因为在资本全球化的大潮中，大小国家相互间的联系普遍增强，国际政治舞台不再被大国独霸，因此这种分析视角反而可能被视为是“冷战思维”或“以史套今”。
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放缓，“大国竞争”强势回归国际政治舞台，有关“新大三角关系”的讨论也逐渐增多，成为学界和政策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大西洋理事会”、威尔逊中心等知名国际问题智库，都就该问题组织过研讨会。
“新大三角关系”在当下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往往又特指“反向尼克松战略”或称“逆向基辛格三角”，其核心思想是，俄罗斯综合国力已远落后于中美，而中国是美国自我定义的“唯一既有意图也有实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所以应当改善与俄罗斯关系，最好能离间中俄，进而集中精力遏制中国。其核心思路还是狠抓主要矛盾、搁置次要矛盾，但做法与1970年代相反，进行联俄反华或拉俄制华。为行文简便，后续统称“逆三角”战略。
在此，笔者先给出结论，即“逆三角”战略已不可能实施。
首先从历史上看，大三角战略成功实施的前提是，中苏关系已彻底决裂，而中美关系中的地缘政治矛盾已显著减少。换言之，彼时尼克松、基辛格要推行该战略的困难，仅仅在于排除国内政治势力对华意识形态偏见。随后，基辛格以实用主义为方针，绕开国会采用秘密外交手法，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条件下直接进行高层对话；毫无疑问，这一大胆战略的成功实施为冷战中的中美两国都带来了重大地缘政治利益。但基辛格做的，本质上只是在已经形成的地缘政治现实基础上，发挥政治勇气、运用非常规的手段，打开了早应破冰的中美关系大门。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专机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
回到当下，中俄关系近年来在两国高层频频发布的共同宣言、政治文件中多次被描述为“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笔者实在想不到美方还能有什么离间中俄的“抓手”。那么，在中俄双边关系成熟稳固的情况下，美国又能否在中俄关系“体系外”做文章，利诱俄罗斯疏离中国呢？
特朗普主张的“美国优先”是将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这与基辛格强调现实主义、主张根据国家利益制定对外政策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无论特朗普对改善美俄关系给予多高期望，眼下美俄之间横亘的是实实在在地缘政治矛盾。也许特朗普能以其特立独行的方式有限恢复美俄关系，但由俄乌战争产生的对俄制裁、资产扣押等问题，解决起来面临着国内政治和欧洲盟友压力，特朗普没有太多向俄罗斯妥协的余地。即使特朗普情愿不计成本“拥抱”俄罗斯，但在技术层面，根据2017年通过的《反制美国对手制裁法案》（CAATSA），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已通过立法固定，限制了总统在没有经过国会同意的情况下解除或放松这些制裁的权力。
而如果特朗普咬紧牙关却只能给出些蝇头小利，又如何撬动精明的俄罗斯高层呢？不要忘记，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俄罗斯向美方提出的边境撤兵要价，就是“保证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撤回北约在东欧部署的进攻型武器”，即使俄乌战争延宕至今，俄方顶着被制裁的巨大压力，也没有对这些问题松过口。因此，想要诱导俄罗斯放弃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的经济安全利益，恐怕自诩为精明交易家的特朗普也无法与素来“漫天要价”的俄罗斯“makebigdeals”吧。
还有一个经常被误解的问题，就是上述分析中提到的“改善与俄关系，离间中俄，进而集中精力遏制中国”，在美国一些政客看来，其中所谓的“集中精力”问题压根就不存在。
美国自负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长期以来对中俄两国实施“双遏制”战略，在具体做法上就是利用美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及其全球盟友网络，在欧洲主要以北约为工具，在亚太方向则是利用美日、美韩等同盟关系对中俄分别进行战略围堵。这同时利用了现有的地缘政治矛盾和历史遗留争端问题，缓解了美国面对中俄两国时军事力量的不足。
俄乌战争爆发后，为了夯实“双遏制”战略，美国强行将乌克兰危机与台海局势关联，诱导北约盟友介入台湾问题，在2022年6月举行的北约马德里峰会上，美国首次邀请日韩澳新等国首脑与会。从历史上来看，不管是“大三角”还是“双遏制”，本质都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以非战争手段对对手进行遏制，如果过度关注曾经的“大三角，进而执着地认为也会产生相应的“逆三角”，反而可能混淆我国眼下面临的主要威胁。
虎头蛇尾的特朗普“交易式外交”
既然推动俄乌和谈，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极为复杂，急于求成但自诩精明的特朗普为何选择啃这块硬骨头呢？
众所周知，特朗普总统相当热衷于外交事务，可能原因在于，比起在椭圆形办公室签发一道道行政令，穿梭全世界达成谈判交易的形象更能吸引全球目光。特朗普的个人外交风格也确实独树一帜，从上届任期看，他声势最为浩大的外交活动大概包括：美俄赫尔辛基峰会，“亚伯拉罕协议”，以及两轮美朝峰会。
虽然当初美俄为了实现被寄予厚望的赫尔辛基会面，在外交上做出了众多努力，但还是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唯一的成果可能就是特朗普实现了与普京面对面会晤的梦想，但同时特朗普“离经叛道”的行为引发国会内包括罗姆尼、麦凯恩等共和党议员的激烈批评。更为重要的是，会谈后美俄在例如叙利亚内战等一系列问题上尝试磋商，但最终均以不了了之告终。这也充分说明了美俄关系的结构性矛盾，远非两国领导人凭个人意愿就能化解。
相比于美俄元首峰会，更令人意外的是美朝峰会得以举行。
美朝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几十年的互相敌视状态，以及朝核问题在政治上和技术上的高度复杂性，都决定了双方很难以元首峰会这样的外交形式来解决问题。但也许喜欢标新立异、急于求成的特朗普当时的确相信自己能凭借前期对朝鲜的极限施压，再加上飘忽不定的“交易的艺术”，可以快刀斩乱麻地解决朝核问题，进而为自己攫取最大的政治资本。
可惜这样戏剧化结果没有发生，美朝关系仍按照地缘政治的现实逻辑发展。时至今日，朝鲜早已将拥核写入宪法，其依靠核武保障安全的决心已更加难以动摇。
2019年6月30日，特朗普跨过朝韩军事分界线，成为第一位踏足朝鲜境内的美国在任总统。文汇报
至于被特朗普称为其任内最大外交成果的“亚伯拉罕协议”，也颇为值得反思。
表面上，该协议促成了以色列与数个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但该协议对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毫无涉及。这项协议的本质，就是在美国压力下阿拉伯国家联盟进一步松动，放弃了之前要求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建国为条件换取承认以色列国的条件，即“先建国—后建交”的方案。这种单方面的让步直接导致巴勒斯坦内部温和派丧失话语权，间接导致此后哈马斯与以色列的武装冲突以及震惊世界的加沙惨剧。
的确，特朗普的行事风格非常罕见，其刚上台时有别于建制派的言论也曾让人耳目一新。也可能正因如此，无论他发表何种有悖常识的言论、做出何等反常之举，总有人认为特朗普又在“下一盘大棋”。
但笔者在仔细分析其所谓的“外交成果”后发现，特朗普看似大刀阔斧、勇往直前的外交风格，给世界带来的绝非是公平公正地解决争端，进而消弭猜疑、凝聚共识，反而因其傲慢无知、急功近利，强行用出风头式的个人外交去解决历史上由复杂原因形成的国际问题，这让本就暗流涌动的国际地缘政治关系雪上加霜。
在回顾了历史上的中美俄三国关系，以及总结特朗普行为偏好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确定地得出结论，眼下的中美俄新三角关系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逆向尼克松”战略没有被操作的空间。
即便特朗普仍将延续其具有破坏性的外交风格，俄美关系很有可能会有所恢复，但俄乌实现真正停战则关乎未来整个欧洲的安全体系，极其复杂，因此美国也难以完全掌控。以特朗普急于求成的特点熊猫配资，很可能在再做出几次尝试后，由于没有达到预期结果而悻悻罢手。毕竟历史早已证明，所谓的特朗普外交，留下的大多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的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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